①为数不少的作家在文人心态和意趣的挥洒中，自觉或不自觉地放弃了对社会下层普通劳动者历史命运和现实生存的关注与描写，并因此而导致了在新的社会矛盾面前的回避与缺席，这是近年来散文创作值得注意的问题之一。

②纵观中国散文史，西方式的人道主义精神或许相对稀薄，但发源于儒家民本思想的对社会下层广大劳动人民的关注、同情乃至赞美，却是由来已久的传统。从晁错的《论贵粟疏》至柳宗元的《捕蛇者说》，再到郑板桥的《范县署中寄舍弟墨第四书》，一直到鲁迅的《一件小事》、巴金的《一个女佣》，属于不同时代，拥有不同思想的作家们，都在一方面亮出了灵魂中的至善。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广大劳动人民命运的改变和地位的提高，众多作家更是在他们身上投注了空前充沛的热情和异常饱满的笔墨。显而易见，对于这样一种散文传统，如果我们不做过于偏执和绝对的理解，那么就应当承认，它为中国散文增添了难能可贵的人民性，并藉此而将散文同最广大的读者长久地、跨时空地联系在了一起。

③毋庸讳言，历史走到今天，我们所处的社会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大规模的、激烈的阶级冲突已经不复存在；政治的、经济的利益关系及至整个社会结构日趋多元复杂；人们整体的生活水平有了程度不同的提高……面对那些情形，文学，特别是文学中极具个体精神与情感色彩的散文，还要不要坚持和强调对普通劳动者的关注与表现?我的回答是肯定的，其个中理由也并不出常识和经验面：迄今为止，经历着急剧转型的中国社会，依然是普通劳动者占据着人口绝大多数，而这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劳动者，在因为注重效率而难免忽视公平的历史进程中，分明又一次成为社会的弱势群体，正面临着种种困惑与艰难，承受着远比其他阶层和团体大得多的生存压力……他们需要各方面的关怀，其中自然包括散文家道义的支持与心灵的抚慰。

④然而，近些年来的散文创作却在这一方面陷入了大面积的失语状态。在我们的视线之内，尽管还有张承志、梁晓声、肖复兴等作家，不时捧出一些闪耀着平民之光的散文篇章，但更多的散文家，特别是其中的职业和准职业写作者，却随着生存条件的改观和文学环境的宽松，而逐渐沉溺于文人角色的自恋与自赏，满足于一己心态的表露与挥洒。这时，他们笔下呈现的，每每是湖光山色的流连，书里卷外的遐思，生命哲理的体味，艺术情趣的张扬，甚至草木虫鱼的观赏，美食雅苑的把玩……而明显缺少的便是对现实生活里普通劳动者生存状态的描绘与揭示。创作主体对社会底层和弱势群体的关切目光与悲悯情怀，是一种博大而深沉的人道主义的力量。当然，时下的文人散文倒是不乏精英层面的人文启蒙与终极关怀。但所有这些又常因内容的过于抽象或深奥，而远离了普通劳动者的现实痛苦和接受能力，所以并不能真正进入社会下层，无怪乎余杰要发出“我们离底层有多远”的询问和感喟。

⑤我不是说散文不应当表达文人的意识和意趣，也不是说表达了文人意识和意趣的散文都不是好散文，更不是故意倡扬散文的“民粹主义”倾向。既成的事实是，一批书卷气很浓，知识性很强，文化味很足的文人散文，恰恰成了世纪之交散文领域里抢眼的风景。它们对于提升散文创作的整体品位，起到了有目共睹的积极作用。然而我们也必须看到：如果旷远开阔的散文世界，仅仅以文人自己的生活和意趣为主流、为风尚，特别是用它挤掉和取代了对普通劳动者生存现实的关注与再现，那么这个散文世界，便不只是单调的、倾斜的，而且是退缩的、软弱的：它在无形中回避着现实，回避着矛盾，进而在很大程度上放弃了自己守护人类良知、呼唤社会正义的责任以及应有的批判精神。而一个倾斜的、软弱的散文世界、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满足读者的审美需求，同时又反映了一个时代的真实风貌呢?

（选自2001年第6期《黄河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