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杂文集的命名，或比喻，或反语，或引用，或拆字，诙谐风趣，精辟深沉。搞清楚这些杂文集命名的含义，对于深刻理解先生杂文是很有意义的。下面就中学教材涉及的杂文集的命名作一介绍。

　　1925年编定的《华盖集》。

　　关于此杂文集名，先生解释道：“人是有时要‘交华盖运’的。……华盖运，在和尚是好运：顶有华盖，自然是成佛作祖之兆。但俗人可不行，华盖在上，就要给罩住了，只好碰钉子。”先生杂文的锋芒大多指向反动政府及当时的一些所谓学者、名流和正人君子，因而招致了政府的迫害和文化帮凶的围攻。先生将此迫害和围攻比喻成交华盖运，在调侃中体现了辛辣的讽刺。

　　1926年编定的《坟》。

　　先生说：“过去已经过去，婶魂是无法追蹑的，但总不能那么决绝，还想将糟粕收敛起来，造成一座小小的新坟，一面是埋葬，一面也是留恋。”先生将自己的杂文说成是“糟粕”，当然是谦虚之语，但是对那些反动派及御用文人，“放一点可恶的东西在他眼前，使他有时不舒服”、“得到一点呕吐”道出了“坟”这一比喻的内涵。先生又说，“只要是自己的，我有时也喜欢将陈迹收存起来，明知不值一文，总不能绝无眷恋”，命名为《坟》也是一种“取巧的掩饰”。

　　1928年编定的《而已集》。

　　当时正处于白色恐怖时期，如1926年的“三·一八”惨案，次年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等。面对反动军阀大肆屠-革命党人和进步人士，先生既愤恨，又无能为力，“这半年我又看见了许多血和许多泪，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泪揩了，血消了，屠伯们逍遥复逍遥，用钢刀的，用软刀的。而我只有‘杂感’而已。连‘杂感’也被‘放进了应该去的地方’时，我于是只有‘而已’而已！”这个虚词“而已”虚中有实，表现出先生强烈的愤慨之情，真可谓“出离愤怒”了。

　　1932年编定的《二心集》。

　　1930年5月7日，《民国日报》载有署名“男儿”的文章《文坛上的贰臣传——鲁迅》，恶毒攻击先生“为了卢布”，“被党屈服”，“所谓自由运动大同盟，鲁迅首先列名；所谓左翼作家联盟，鲁迅大作讲演，昔为百炼钢，今为绕指柔”等，并以“贰臣”讽刺先生。对此，先生反击道：“御用文学家给了我这个徽号，也可见他们的‘文坛’上是有皇帝的了。”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男儿”之类御用文人的丑恶面孔。以“二心”作集名，既是针锋相对的反击，又是向对方作出宣告：自己将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

　　1934年编定的《南腔北调集》。

　　1933年1月上海《出版消息》发表了署名为“美子”的一篇文章《作家素描》，其中写到：“鲁迅很喜欢演说，只是有些口吃，并且是‘南腔北调’，然而这是促成他深刻而又滑稽的条件之一。”对此，先生反击道：“真的，我不会说绵软的昆白，不会打响亮的京腔，不入调，不入流，实在是南腔北调。”此番话表明了先生不愿随波逐流、鄙薄那些讨好主子的无聊文人的品质。信手拈来的这个集名，于诙谐之中，寄托了对“美子”之类敌人的嘲讽鄙视。

　　1935年编定的《且介亭杂文》。

　　先生在《序言》末云：“记于上海且介亭。”当时，先生住在上海北四川路，当时此路被称为“半租界”。且，即租之右半；介，即界之下半。这里，先生用的是拆字和会意的方法。以这种方法为集子命名，不失幽默诙谐，亦见先生标题艺术之一斑了。